采访张文军教授此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记得第一次去采访张文军教授时，是1999年在他申通广场办公室里，至今印象深刻，因为我进门后一坐下，他一边给我倒水，一边指着桌上一大束娇嫩的黄玫瑰花，乐呵呵地说：“这是我太太刚刚给我送来的，很不错吧！”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的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教授，也是高清电视项目的负责人。

    第二次采访张文军教授是2003年上海两会召开期间，趁会议间隙，问他几个问题，但是他大多数回答都是几个字——“这没什么好说的”，脸上也看不出笑容，看上去有点疲倦。当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院长，仍然因为高清电视而为大家所熟悉。

    后来还偶尔在上海交通大学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过他，此时他已经是主管人事的副校长了，但是每次他总是来去匆匆，基本上在记者想找他前就悄悄地溜了。此次因为他是被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去北戴河度假的上海两名科技工作者之一，记者又一次联系上他。

    从第一次采访到今天，近十年的时间，张文军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也学会了更平和地和人相处，更好地平衡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现在回首从开始研究高清电视一直到标准之争，再到今天，这一段艰难的路使我不再单单地以一个科研人员的视角看世界了，真的收获很多。而且可能现在年纪大了，真正地觉得家庭的重要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事业可以把家庭抛在脑后了。”

    在日前的这次采访中，虽然他一直摇着手说：“今天真的说得太多了，千万别写我说的这些题外话，看上去尽是些家长里短啊。”但是，他仍然阳光满面地提到了他的太太：“婚姻和睦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很真诚，而且必须有优点，而且优点能够互相欣赏并且能够互补。事业要成功，一个坚实的后方真的很重要。”

北戴河之行的感触—— 希望更重视年轻人，希望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因为学校还在放假期间，张文军在交大徐汇校区的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不在。张文军在传达室里的接待处找了张沙发坐了下来，接受记者的采访。传达室里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似乎很寻常，随意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递给他，就离开了。

    结束北戴河之行的张文军教授说，这次大概是全家一起度假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都是搞科研的人，大家交流交流感觉很好。“这次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如盖中盖的创始人、现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奇瑞的老总等等。我第一次发现那些人都有共同的规律，那就是有国外的学习经历，但是大部分人回来都没谈什么条件，默默地干过一段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带了一支队伍出来。我要好好研究一下这种现象，这对我现在分管的学校人事工作是很有启发的。”

    早就从张文军教授的助手和他的同事口中了解到，他是一个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人，但是没想到，他从北戴河度假这么轻松的事上也能够想到自己的工作。

    军人家庭出生的张文军教授早年回国也是抱着理想的想法：“我要回国建设现代化”。1990年，张文军到德国飞利浦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张文军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当时他在德国的同事们几乎都知道，飞利浦为了留住他，不惜和移民局打了4个月的官司。老板为张文军写的最后一份评价报告中，从头到尾用的都是“最”。但是1993年，上海交大图像所的教师们惊奇地得知，张文军回来了，而他当时在德国的月收入，相当于图像研究所所有工作人员一年的工资。张文军自己说，我觉得当时赚的那三四十万元人民币已经足够我用的了，所以我得回国做我想做的事，而当时我想做的就是“建设现代化”。

    现在分管人事工作的他三天两头要和教授们谈话，尤其是要和从国外回国发展的教授们谈话。当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你在北戴河度假的感受使你联想到你平时接触到的那些学者，很有感触呢？”他连连点头：“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家经济情况好了，能够利用一些条件吸引学者归国当然很好，但是不管是教授还是年轻人，回国发展最好都能够对自己有所定位，而且最好是回国以后结合自己的情况和国内的情况再决定自己的发展前途。”

    当记者问及他在做人事工作时是否遇到了很多提各种条件的教授时，他考虑良久才说：“有些教授回来时会有附加条件，尤其是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教授，希望自己回国后的发展跟仕途能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跟他们谈话有时候特会感到为难，因为我劝他们最好回国先做一段时间的教授再说，我也不能说仕途未必适合他们，他们会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会觉得‘自己有了就不让别人有’。但实际上，我当时回来时只想建设现代化，也谈不上技术报国什么的，回来后也是埋头做自己的科研项目。不过如果坦诚地跟他们谈过后，大多数教授都能够认同水到渠成再决定自己发展前途的看法。”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教师们都还记得2001年5月，张文军教授担任了院长后的讲话。他在全院大会上向大家表示：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努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电子信息学院是交大最大的学院，多年来在相关领域也做出了应有的成绩，但张文军教授却从中感觉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任伊始，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就连连出台，所有的方案都抱定一个宗旨——聚沙成塔，留住人才。因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在造就人才的大学校园里，留住年轻人，使他们成为精英，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栋梁，这才是希望所在。他用比以前更多的精力来和青年教师交流，和学生谈心，用自身来感召他们，用事业来留住他们。不管是老教授或青年教师都为他的坦诚和谦逊所折服，对新院长领衔的电子信息学院充满了信心。

    在记者采访时，张文军教授一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多给年轻人发展的机会。作为一位副校长，他现在大多数工作是进行程序性的沟通工作，“以前我虽然性格开朗，但并不是一个很善于和人沟通的人，现在已经做出感情来了，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他希望以后更重视年轻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家庭真的很重要”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太太一直鼓励我，她身上有着我所欣赏而又不具备的优点。”张文军说起太太的时候很感慨：“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感到了家庭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工作可以很长时间不回家了，现在我有时候总是尽量待在家里。”

    张文军和太太的相遇很浪漫，是在九寨沟旅游的时候认识的。他太太是北京人，但几乎是张文军到哪里，他太太就跟着到哪里。“我觉得一个女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太不容易。2001年，我们才在上海正式安定下来，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她放弃了那里的一切跟着我到了上海，现在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很感激。”

    张文军说，“其实太太比我更适合当领导，因为领导要大事明白，小事糊涂，能够拿主意，而且不容易着急，永远保持乐观的态度。她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他说，“我最欣赏的是我太太和人交往的方式，我们都是军人家庭出生，她是文艺兵家庭出身，她更有人情味。”据说，张文军太太最喜欢招待年轻人，领着年轻人一起折腾一起玩，因此年轻人都喜欢到他们家来玩。张文军很感叹地说：“这个就是软环境建设啊，不容易的。”

    不过太太适合做领导的最重要的素质是她会使唤人，当然包括我。我们家的任何事情，她都能够分配落实到各人，我们都是执行者。而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是觉得别人做得不满意的，就自己做。刚刚开始时也不是特别会调动身边人的积极性，甚至会让同事产生怕的感觉，不过现在好多了，太太的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当我忍不住说：“第一次来采访时，你虽然态度和蔼，不过塞给我一本书以后就生硬地说‘我的事迹这本书里都有，回去看看就可以了，别问了吧’。所以这次采访前，我还在担心是否还会有这样的遭遇。”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呵呵笑了：“是呀，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直接，不懂和人交流，对人的态度可以说是简单、粗暴了。不过和我太太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也受到她的感染了，所以有意无意就会学习她身上值得我欣赏的优点。现在才算是懂得和人沟通了。”

    张文军说他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不会关心人：“我不太会关心人，常常是简单的关心，说两句就完了，甚至有时候觉得在心里关心人就可以了，时间长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冷漠。”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有工科人身上常见的所谓“缺少人文关怀”，他立刻表示赞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太太就不一样，她不仅会关心别人，还会注意到别人细节上的问题，并且把关心落实在行动上。这也是她‘善于软环境建设’的原因，这一点对我特别有借鉴意义。”

高清数字电视创新 带来全新技术革命

    1994年，年仅32岁的张文军教授被聘为国务院HDTV协调小组专家组成员后，一直埋头高清电视地面传输信号研究。“那时候，我觉得技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解决，高清电视传输系统大概5、6年应该可以完成科研任务吧，我自己也没想到最后花费了10多年时间。”他说。HDTV研究是分阶段的，第一拨就是做高清项目。他自言，那时候刚刚接手HDTV项目就感到压力不小。因为美国从1987年开始启动高清数字电视项目，历时8年研制成功样机；欧洲则用了9年时间。而仅德国飞利浦公司在此项目上的开发花费就达5亿美元。中国当时的现状是，直到1996年研究还只停留在原理和方法阶段，实际硬件的设计制造根本还无处着手；至于钱，这个“国家队”经费只有1500万元人民币。同时，对组长张文军来说，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一穷二白”，还有200多名分散在各地的跨单位、跨学科科研人员的协调和管理问题。他说，这就是初级阶段，一伙人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研究系统，然后各自分工，开发整合出一整套系统。系统建立起来并不代表技术就掌握了，这一阶段合作很重要，我们要承认我们并不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已有成熟技术，是可以借鉴的。

两套“国标”促进技术完善

    到了突破阶段，张文军率领的国家队在有一年突然遭遇了清华大学联手复旦大学的HDTV演示，而且后者宣称，两校联合研制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传输系统。从此，业内一直流传着两套方案为了争做“国标”而“各显神通”等各种传言。

    张文军教授说，那时候不仅有各种不实的说法，甚至还出现了人身攻击。有一篇文章当时甚至把他定义为“卖国贼”。说起这段经历，张文军似乎有点无奈，他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找媒体，也不愿意去澄清。“当时我身边的人都气愤了，学校里有人骂我太老实了，为什么不澄清，但是我不愿意多说。因为当时我的思路仍然是技术人员的思路，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觉得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可以了。”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虽然技术问题我们解决得比较早，但是牵涉到技术推广方式等非技术问题却超过了我的考虑，这不是搞技术攻关，靠天天埋头思考就能够解决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成熟了不少。”

    关于清华标准和交大标准之争，最终以两套标准并行的方式结束了。张文军称：“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决定真的是充满政治智慧的一个决定，尽管有人在事后评价说，这是一个搞平衡的方案，但是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并行的这个决定，那么现在我们和清华的那套方案都不会成长。”

    张文军称，当时最终决定两套方案并行的是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最先提出的。摒弃两套方案背后究竟是谁在主导的考虑，单单从技术角度讲，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技术才有可能更快地成熟，他说：“正因为有两套标准并存，我们才会互相挑刺，而双方就在挑刺的过程中不断地成熟完善，而且也帮助对方不断地成熟完善。如果当时仅仅采用我们的方案作为唯一标准，我想我们也会很容易自满的，而现在我们的技术在2004年至今又有了很大进展。”

芯片销售取得重要突破

    经过从2004年到现在4年的发展，尤其是地面标准的确定，两套方案都越来越成熟。张文军说，现在其实不是两套标准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外面所传言的两套标准之间的“圈地运动”，而是利用我们自己掌握的技术推动国内民族工业发展。张文军显然已经把他所率领的高清公司的目标定得更远了。

    事实上，一份数据显示，张文军领衔的上海高清公司的芯片销售早在去年就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今年已接获订单近100万片，实际出货超过40万片，自今年5月开始，保持每月生产并销售20万片。公司做到了芯片零库存、货款无拖欠。包括东芝、LG、索尼、松下、三星、TCL、海信等国内外主流一体机厂商已开始批量向上海高清公司下达芯片订单，多款基于上海高清芯片的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一体机已经开始投放市场。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虽然我们的芯片开始有销路了，但是看看业界的现象，却让人觉得有点悲哀。”说到这里，张文军有点激动：“国外知名品牌的电视机生产厂商在液晶电视机里装一片800元的芯片可以加价至少3000元，再卖给我们的消费者，而我们自己厂家在电视机里装一块800元的芯片，连1000元都不敢加，因为消费者不买账，更何况液晶电视的面板生产技术不在我们手上，都得从国外公司进口，人家的成本本来就比我们低，品牌附加值又比我们高。事实上，这就造成另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即使有技术了，但是受益的仍然是国外企业，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

    当技术到了推广阶段，就不再只是单纯技术领域的问题了，而是千头万绪更加复杂了。不过这位当年抱着“我要回国建设现代化”这一理想而拒绝了德国公司千方百计挽留的学者由衷地说：“不论是什么样的纷争，国家利益还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只想做好我的份内事，把技术完善，然后想方设法为推动国内相关的民族产业的发展做点事。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名已经年过40的青年科学家看上去像一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热血青年。

    作为科研领军人物，张文军十分清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够真正为国民带来巨大的价值。高清数字电视技术不仅是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关系到我国的科技地位，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软硬件，几千亿的中国数字电视市场就会拱手让给那些国外的“雄心勃勃”的产业霸主。张文军教授仍然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时的初衷：为自己的国家做事。现在他仍然感觉自己责无旁贷，并悄悄地给自己添了一个新身份——高清数字电视产业推动人。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军教授是今年被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去北戴河度假的上海两位科技工作者之一。

    记者手头上的一份材料详细地记着张文军教授10多年来的成就：张文军最早提出了我国HDTV技术发展的总体思路，为国务院设立国家数字电视专项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实践证明：张文军教授提出的“数字电视应从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开始，立足自主开发，争取超越国际水平；通过制定标准、推动关键技术国产化来保护和振兴国内消费电子工业”思路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他带领HDTV总体组开发了我国第一代、第二代完整的HDTV功能样机系统，奠定了我国自主创建数字电视标准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