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7月1日起开始实施，从源头上对家电生产企业征收费用，以补贴正规废弃电器回收处理企业，减轻家电产品在废弃后带来的环保压力和污染风险。

　　有业内专家预计，该基金每年的征收规模在30亿元左右。

　　然而，上海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理事长李鹤富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办法》已经出台，但具体到地方上如何实施的细则却还空缺。李鹤富认为《办法》的真正落实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另外，上海最大的废弃电器处理企业上海金桥再生资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丹告诉记者，《办法》推出后，大型家电卖场废旧家电流出正规化得到很大改善，但仍然有部分卖场的废旧家电流入黑市。

　　拆解企业如饥似渴

　　7月1日开始实施的《办法》具体内容为，对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征收费用，标准为彩电13元/台、冰箱12元/台、洗衣机和空调7元/台、电脑10元/台。对废弃电器回收处理企业的补贴标准为，电视机85元/台、电冰箱80元/台、洗衣机和空调器35元/台、微型计算机85元/台。基金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纳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该《办法》是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半年后，对于废弃家电回收领域政策空白的填补。根据《办法》规定，只有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可以申请基金补贴。

　　李鹤富给记者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具有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只有105家，其中上海只有8家。而根据袁丹的表述，这8家中，具有处理危险产品资格的只有3家，而在新基金名单中的只有2家，即金桥和伟翔。

　　基金规模达30亿，拥有资质的企业不到百家，正规拆解企业的缺失是目前行业的最大的困境。

　　李鹤富告诉记者，国家对拆解行业的规划是，“十二五”数量达到上千家，但这并不以降低门槛为前提。“在现在的门槛上还要提高，使行业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强。”李鹤富说。

　　然而现状是，拆解企业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后，原料急剧减少，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亏损经营。

　　李鹤富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具有资质的拆解企业60%处于半停产状态，一些早期进入的企业已经部分淡出，北京最大的拆解企业正在考虑转产。

　　袁丹告诉记者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整个1-3月几乎没有回收。现有的10万还是4月份看到新基金实施明朗化以后才开始回收的。”袁丹告诉记者。

　　李鹤富担心的是，虽然目前《办法》已经出台，然而具体要如何实施的细则却没有。

　　“地方上现在不知道怎么收费，也不知道怎么发放补贴，一切都还是空白。难度在于如何确定拆解企业拆解的数目和销售的数目。”李鹤富说。他告诉记者，可能还是沿用“家电以旧换新”中采用的以发票计量。

　　防流入非正规渠道

　　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四机一脑”保有量合计17.7亿台，每年废弃数千万台，而目前全国有资质的废弃电器企业处理能力总和只有几百万台。大部分废弃电器流入广东贵屿和浙江宁波的家庭作坊中。其中，广东贵屿的拆解基地占地50平方公里，贵屿全镇有5169家家庭作坊从事拆解行业，而宁波目前的产业规模已经超过贵屿。

　　一位考察过宁波拆解作坊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业内都知道宁波的海鲜甚至是种植的农产品都不能吃，当地不规范操作使河流和泥土重金属超标严重。

　　“上海近80%的电子废弃物流入非正规渠道。”一位上海从事拆解行业的人士透露说。

　　而作为最重要的家电回收机构，家电大卖场搜集的废旧家电流出渠道也光明化。

　　“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期间，大卖场回收的家电数量多，有部分流入游击队手中。如今国美和永乐获取的废旧家电已经全部进入有资质的分解企业，苏宁还没有做到100%。”袁丹告诉记者。

　　袁丹透露，今年金桥和国美、永乐都签订了收购协议，具体内容为每年向上述家电卖场缴纳一笔进场费，获得与卖场的合作权。当上述卖场的顾客需要处理废旧家电时，卖场即通知回收企业上门收购，回收企业再给予顾客按量计算的补贴。

　　“今年我们取得上海地区国美和永乐将近一半门店的合作权，但苏宁只有10家，苏宁与个体户合作较多。”袁丹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金桥还与联想、夏普、松下等大型电器制造商签订协议，上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报废件和售后服务产生的电器都由金桥回收。

　　国美媒体负责人安谧告诉记者，在以旧换新政策之后，国美电器(微博)按照国务院令(第551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与国家指定拆解企业或收旧企业合作，启动了企业版的“以旧换新”活动。国美电器选择的回收和拆解企业还有北京华星废旧电子处理厂和青岛新天地废旧电子处理厂。

　　苏宁方面也表示其回收的家电也都送至有资质的正规拆解企业，合作方每个省、直辖市都有1～3家，如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伟翔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