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被赋予过高期望的朝阳行业，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再到哀鸿遍野，这一切仅仅用了十年。新能源几乎犯了中国经济可能犯的所有错误。

关键字：  新能源，错误，光伏

一个被赋予过高期望的朝阳行业，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再到哀鸿遍野，这一切仅仅用了十年。新能源几乎犯了中国经济可能犯的所有错误。

整个行业都无法盈利

中国新能源行业最困难的时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业和全产业链都无法盈利，正成为眼下中国新能源业的最大问题。”世界风电巨头维斯塔斯中国区副总裁徐侃说。

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讨论酝酿，这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类法律里最成功”的法律在颁布后便迎来了整个产业“超乎想象”的高成长。十年间，中国风电装机从50万千瓦增至7000万千瓦，翻了140倍;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量从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国也由此收获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产品制造能力。

最美好的时间——新能源概念到哪里都“好卖”。A股市场，2011年IPO的华锐风电以90元/股创下了主板市场20年来发行价的最高纪录。美股市场，随着尚德电力成为第一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企业，太阳能成为除互联网之外，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公司数最多的行业，高达13家。

眼下，中国新能源业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和自身产业周期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表现为补贴大量发放，企业大量亏损，人才大量流失，这个朝阳产业上空，已然阴云密布。

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再到哀鸿遍野，仅仅用了十年。

“她满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7年前的2006年，没人会想到一个捣鼓太阳能的科学家会成为中国内地“新首富”。但那确实发生了，而且仅仅用了不可思议的三年速度，就超过了荣智健家族30年的财富积累。

这个人是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成就这一不折不扣“中国梦”的是新能源。

事实上，在拥有联合国525个产业门类中全部门类的中国，按“工业辈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谓不低微。2010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总共不超过3%，具体到新能源则更少。

然而，在一个特殊时刻，她承担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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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了新能源作为主政措施，以拉动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则提出“四万亿”计划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刺激经济，新能源排名七大新兴产业之首。

王勃华，62岁，刚从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巡视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其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办公室，王在总结其一生在工信部做过的众多行业管理工作时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具体的行业，得到过国家领导如此多的批示，“很具体的批示”，部级领导的批示则更多。

他说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国新能源企业堪称优异的成绩单的确给人造成了一种能当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风机制造商中国占据4席，全球前十大太阳能光伏制造商中国占据5席，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中国太阳能制造企业凭借全球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一度在国际市场呼风唤雨。

比上述国际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项目经济体量大的特点，这极大地刺激了痴迷于GDP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兴奋点。

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的投资领域发愁的中国地方政府发现，每投资建设100兆瓦太阳能电池组件，就能为当地产出30亿出口额，倘若说服企业将产能扩大至1000兆瓦，就能产生300亿元的出口额——这相当于多少个棉纺厂和电子配件厂产值的总和!

地球人已经不能阻止他们投资新能源了，何况，这事儿在“政治上绝对正确”。

对老百姓来说，“新能源代表了经济和环境危机下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一家国际NGO在报告中写道。

由此，新能源这一中国庞大工业体系中的细小分支，竟已满足了中国从国家、企业，到资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几乎所有层面的需求。

在欲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发现世界上竟还有比“抢银行”还赚钱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个疯狂的2005年。

这个80后的年轻人当过记者，干过营销，如今是中盛光电CEO。2008年，中盛光电获得了青云创投50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太阳能光伏。

那时，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电话称自己有市场最紧俏的多晶硅料，客户就能立刻把高达几百万美金的订金直接打到你账户上来，而不需要对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调查——当一个行业赚钱容易到了一种堪称荒谬的程度时，佘海峰说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这样劝说佘海峰，制定公司战略时，“专业化”战略理论上是科学，但光伏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应该走全产业链模式。他自己也开始想，“可能光伏确实跟其他行业不一样”。

“现在想来有多愚蠢，光伏怎么可能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佘海峰反思说，在行业高速增长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开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预期，新能源还将沿着这条完美的增长曲线一路向上冲去。

失灵的调控

主管部门及时的宏观调控或许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遗憾的是，他们并没能抓住第一个挽救危局的机会。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学家丁力认为，主管部门对新能源行业的基本面缺乏判断力，是导致宏观调控未能及时到位的重要原因。

这与这些部门缺乏新兴产业的管理经验有关。在王勃华看来，长期以来工信部治下的全国各工业行业鲜有变化如此剧烈的，“太阳能行业的价格、市场、政策都变化太快，这个文件还没看完，又来一个，要跟上，有挑战。”王勃华坦言，政策总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门对产业发展的始料不及有关。

政府行为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产业发展周期来制定政策，产业现阶段到底处在什么周期上了，但政府、产业界和学者没有共识。

这种判断的分歧，在当时关于多晶硅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产能过剩的38号文件，立即受到行业组织和企业的极力反对，现在却成为为数不多的政策预警信号。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当时工信部产能过剩的说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质疑，科技部组织了调研组进行摸底，得出的结论是“多晶硅产能并不过剩”。

这种情况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行业专家颇为感叹，“以前，太阳能产业无人问津”。看到近几年光伏大热之后，国家主管部委之间也出现了“暗战”，都希望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新能源仍保持着极大的乐观。某种程度上，当时各界的确对行业趋势达成了某种“共识”——集体性“误判”，认为行业还将像前几年一样继续高速增长下去。

对未来过于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能源主管部门未能及时打开国内市场，以至于在2012年欧美发起对太阳能产品“反倾销”时，中国庞大的制造体系顿时面临无路可走、破产裁员的境地。

十年已过，批评者认为官方若能够早点打开国内市场，则今天的产业震荡本可避免。但温和派认为，应该给行业管理者一些时间。

坏规则形成了

倘若没有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参与，即便宏观调控失灵，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业家自行承担投资损失，本是市场经济规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地方政府的把关，本应成为阻止新能源进一步疯长的“关卡”。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反而让本已错失调控的新能源在一种坏游戏规则作用下，狂飙至疯狂。

开发区首先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为争抢赛维LDK，合肥高新区领导带领招商人员亲自赶到赛维常务副总裁入住的苏州酒店再三说服，并提出多项优惠条件，作为合肥市“1号工业项目”。据媒体公开报道，赛维落户合肥，“厂房、设备几乎没有自己掏钱”。

在无锡，当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个尚德”的目标。“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说再给我们几百亩地再造一个五万人的工厂，简直开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给多少钱都不能干。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各地为了争夺明星企业，一些企业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当地就提出“只见省长书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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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这种“支持”新兴产业的方式，与新能源企业形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在早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国都对新兴产业进行了政府扶持。问题在于，一旦越过了“扶持”和“干预”之间的红线，政府过度参与到微观经济，甚至企业运营，后果则不堪设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无所谓善恶，这种游戏规则使商人‘恶’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辉伦太阳能公司市场总监袁全说，当商人不需要为其贪婪和欲望承担责任时，为什么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参与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王勃华因为拒绝参加了好几个地方政府邀请的新能源项目评审会，而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就是劝，不要再上了，但劝住了市长，说请你再帮忙说服下我们书记。”王勃华说。

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希良说，中央政府鼓励新能源是为了解决能源结构问题，而地方政府管经济的模式注定其更关注GDP和税收，且招商引资的项目资金都由地方自己解决，“上面更难以左右”。

江苏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俊浩将其总结为：中央政府没有调控到位，地方政府与市场错位。

最后的博弈?

如果对比华锐风电、尚德电力，这两家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光伏产业曾经的“双雄”，你会发现他们的命运轨迹惊人相似。

2006年，韩俊良创立华锐风电，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华锐上市，以每股90元创下A股主板发行价的最高纪录，迅即成为市值千亿的新能源巨头。

与之同时，华锐开始大规模扩张，2011年风电市场结束高速增长，对市场的错判导致华锐库存高企、亏损严重、质量事故频发，并陷入一系列知识产权官司和裁员丑闻中难以自拔。2012年8月，投资人尉文渊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总裁。

尚德同样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嘘的大戏。2006年尚德电力美国上市后，也开始大规模扩张，2011年太阳能市场结束高速增长，由于对市场误判，尚德陷入巨亏、裁员、GSF欺诈门等丑闻，因体积庞大、内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样在2012年8月，施正荣宣布辞去CEO职位，退出前台。

如今，这两家中国新能源业的“双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赎路上，苦苦挣扎。

对于过往，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数家珍。他说，这一代新能源企业家需要自我反思，“他们这一代人拥有所有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也存在所有中国企业家的劣根性，他们不爱分享，利益独占，喜好称王称霸，共同导致了今天的败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环境里，民营企业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昱辉阳光董事长李仙寿说，这是一代人的问题，需要一代人去修复。

比企业家们更为痛苦的，是一度强力支持他们的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因这些企业的崛起而崛起，现在则被拖入经济泥潭。

以陷入总额高达250亿元的债务危局的太阳能巨头赛维为例，其直接导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仅实现利润16.07亿元，同比下降52.7%。当地官员说，如果赛维倒了，新余经济将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动用政府资源帮当地早应破产的新能源企业继续撑着，造成目前整个中国新能源业全盘亏损的败局，没有人愿意离场。”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总结说，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体荒谬。

对企业、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来说，是该退出的时候了。而退出机制之缺乏，则是当务之急。

如今，尚德已经奄奄一息，无锡市政府、尚德内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资者仍在博弈。

李俊峰感慨，在疯狂发展的十年过程中，政府学会了如何帮助一家企业成功却没学会如何帮助一家企业退市、破产，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