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在面临涉嫌逃税和背信的指控后，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宣布辞职。
　　
    当又一个著名的韩国企业家以不光彩的方式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在此之前的2007年6月，著名的企业家，现代起亚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因为筹集秘密资金、贪污巨额公款等4项罪名，被判3年徒刑。更早一点，2006年5月，“大宇神话”的缔造者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也因为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
　　韩国企业家都怎么了?要知道，三星、现代、大宇这些企业集团，基本上就是韩国的代名词呀。
　　其实，韩国一批著名企业家出事的背后，是韩国企业发展模式的困境。
　　不管大宇董事长金宇中、现代董事长郑梦九和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的罪名如何眼花缭乱，背后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韩国大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经勾结”。韩国大企业模式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支持下的“举债经营”，政府为企业提供信誉担保，企业快速扩张实现规模效应。比如大宇的金宇中，用不到20年时间，把一个小纺织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以至于1987年的美国《财富》杂志，把他选入“最有魅力的50名企业家”之列。
　　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平均债务资产比率达到了379.8%，到2003年，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172.2%。这种环境之下的企业家，他们的身上也就体现出共同的“企业家精神”——勇于开拓，冒险扩张。比如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 (郑梦九的父亲)信奉“凡事马上办好”和“现场主义”，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李健熙的父亲)信奉“三星第一主义”，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信奉“不冒风险就没有成功”。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不断增长是爱国义务。”大多数韩国国民也相信，像三星、现代、大宇这样庞大的公司，他们的使命就是强大国家，他们不可能去做侵害国家与民众利益的事情!
　　事实也是一部分符合。无论是在创始人这一辈，还是在儿子甚至孙子这一辈，韩国的家族企业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国家责任与民族使命感。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在韩国大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官商勾结下的腐败与企业家的独裁。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
　　最近十多年来，韩国政治与企业都在面临一个两难处境：要继续过去的“蜜月”，那不仅会失去民心，更重要的也会把企业推向死亡，大宇就是例证。但历史潮流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左右的，进入21世纪的韩国，司法公正已成为韩国上下的共同选择。韩国经济到了今天，国家法治化的潮流与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主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三星集团前法律事务负责人金勇哲(Kim Yong-chul)敢于在电视中站出来，揭露三星开设贿金账户，收买政府高官。
　　想想吧，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司法体系与新闻监督体系，哪个高管敢站出来指责韩国企业教父李健熙?哪家电视台敢播这样影响“安定团结”的爆料?
　　一句话，当三星、现代、大宇等一流企业的领军人物，纷纷以这样或那样不光彩的方式结束其职业生涯的时候，说明韩国一批优秀企业正在以这种特殊阵痛的方式，在重新进行自我变革，走向它们新的未来。比如，在这次李健熙的辞职中，三星就同时解散了战略规划办公室。这个机构是直接听命于董事长的，权力极大。
　　所以，李健熙的辞职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三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职业经理层，建立起公开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摆脱与政府之间的“公私合营发展模式”，才是韩国企业的希望。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最近娃哈哈宗庆后个税案的揭露，其实已经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问题，而是一批优秀的一流企业家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可这批领袖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变。在这种时候，不妨看看三星李健熙的历程，三星的功业不可谓不伟大，但李健熙的下场都如此，我们那些伟大的企业家又能够伟大到哪去?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送给我尊敬的中国一批优秀的企业家。